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复员的学生最后一批离开昆明。就在这天晚上，反动派下毒手，用美国的无声手枪把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打死在昆明市的青云路口。在这之前，昆明早巳盛传反动派悬赏四十万要闻一多的头。学校本来为闻先生一家买好了昆明飞重庆的飞机票，定于7月13日起飞。闻先生听到李先生被暗杀的消息，马上决定不走了，要家人把飞机票退掉，留下来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从12日起，闻先生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组织李公朴惨案后援会，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做演讲的这个会，便是在闻先生的授意下，由昆明学联出面组织召开的。

 7月15日上午10时，李公朴先生被害报告大会在云南大学礼堂至公堂举行。这是个群众性的大会。我们估计到，进步分子固然都会参加，敌人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会伺机破坏，因此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保卫工作。同时劝闻先生不要出席。闻先生说：“我的战友已献出了生命，他的会我都不参加，怎么对得起死者?”我们说：“第二枪就等着您啦!”他还是坚持要去，我们坚决不让他去，最后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向班主任提保证似的：“你们让我去，我保证不讲话好不好?”我们想，只要他不讲话，我们把他掩护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总可以免于一死了吧。于是只好让他去了。 这个会的内容就是由李公朴先生的夫人又是惨案的目睹者张曼筠女土报告李先生被害的经过。

会议一开始，李夫人坐在右边第一排，闻先生坐在左边第一排，闻先生身边安排了四个手持木棒的身强力壮的汉子，既是保卫他，又是监视他，不许他登台演讲。李夫人在台上只讲了几句话，就泣不成声，昏倒在讲台上。我们仓皇失措，迫不及待地把李夫人搀下讲台，一不提防，闻先生激于义愤，一跃而起，走上讲台，痛骂特务，这便是震铄古今的最后一次的演讲。 史诗献礼片《建国大业》剧照，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在为遇害的李公朴做被称为“最后一次讲演”的讲演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这是一篇没有讲稿的即席陈词，慷慨激昂，声色俱厉，每句话都像一颗子弹，打中敌人的心脏，博得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当闻先生讲到：“特务们!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来到了。（这时闻先生用手指向前方，眼睛也望着前方。)你们看，光明就在前面!目前正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冲破黑暗，争得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这时闻先生的演讲进入了最高潮。有一个带着手榴弹进来的特务就准备向讲台投掷手榴弹，企图当场炸死闻先生，破坏整个会场。幸好就在这特务的身边有我们的一个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发现，把手榴弹抢夺过来，特务抱头鼠窜跑掉了。闻先生的演讲继续下去。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反动派，你看到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就是这样，闻先生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这篇演讲。 这篇演讲当时有三种记录：一种是《学生报》的，一种是《时代评论》的，—种是《民主周报》的。其中以《民主周刊》的记得最详尽，把当时群众的反应和会场的气氛都记下来了。 这篇演讲用闻先生的第一个弟子、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诗人，—个斗士最本色、最杰出、最美丽的表现，是先生人格升华的结晶。” 

大会开完了，我们一大群人把闻先生送回了家，我们以为这场风波过去了，闻先生脱险了。闻先生由于几天来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悲愤，回到家就睡着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把我们三个人的记录加以综合整理，送请闻先生审阅。当我推开闻先生的门，看到他躺在床上，余怒未息，眼睛闭着，嘴还在一张一张的。我实在不忍心打扰他，就退出来了。谁知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呢。所以这篇演讲事先没有讲稿，没有提纲，事后又来不及请他修改，完全是原始的记录，现在读起来，不就是一篇锋利的檄文，一首优美激越的散文诗吗?可见闻先生的文学修养与语言艺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就在闻先生牺牲的第二天，闻先生生前主持的《民主周刊》社的同志面对敌人的屠刀，推出了最后一期，发表了这篇演讲。这一期的封面还洒上了红色的斑点，象征着闻先生的鲜血，以示悲愤的抗议。 然而，闻先生就在这生活的高压下，怀着一个坚贞美丽的灵魂而死去了。1946年7月15日是“中华民国”一个最黑暗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秘密下达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动员令。就在这一天，闻先生在完成了他义正辞严的《最后一次的讲演》的当天下午，他代表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主持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大约5点左右散会，闻先生依然不改常态，一件灰布长袍，一条白裤子，一双粗布鞋，手腕上挂着一根拐杖，手里拿着一张《中央日报晚刊》边走边看，和来接他的十八岁的大公子闻立鹤走出《民主周刊》社的大门，面向夕阳，向自己的家才一百来步远的西仓坡宿舍走去。走到离家二十步远的地方就遭到事先埋伏的特务的狙击，两父子同时倒在血泊里。闻先生身中八枪，脑浆进裂，来不及说半句话便停止了呼吸。闻立鹤想用自己的躯体来保卫英雄的父亲，扑在父亲的身上，对特务说：“你们打我吧！也身中五枪，因没有打中要害，年纪轻，生命力强，九死一生抢救过来了，但是变成了残废。当我赶到云大医院看到死去了的闻先生，他侧卧在花坛旁边的过道的担架上，弓着腰，弯着腿，手遮着脑袋，可以想象闯先生在遭受美国无声手枪连续射击时所做的无效的本能自卫的情景。担架被闻先生的鲜血染红了，担架下面铺的一层煤灰也染湿了。

当时在昆明的中法大学教授、法国《茶花女》的翻译者夏康农先生送来一副挽联，这挽联最足以刻画闻先生的生前和死后： 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为儒林完此一格 披肝以活，抚额以死，斯学者信可千秋 闻先生之死，进一步教育了广大人民。昆明青年鉴于时局的日趋险恶，激于痛失良师的悲愤，晓然于同反动派在城市里进行合法斗争简直是与虎谋皮，于是在云南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纷纷下乡，拿起枪杆。从此云南人民的武装斗争便莲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一年以后，我被云大附中解聘，重返昆明；西仓坡血迹犹存，反动派更是张牙舞爪。但《闻一多，我们的旗帜》的长诗便在青年学生中朗诵开来。这是一个奇迹：闻先生殉难处本来是人行大道，经过一年的风雨，这杯血土仍皎皎如新。这是因为昆明人民出于对闻先生的热爱，不忍践踏闻先生的鲜血，不论男女老少，都自觉地绕道而过，足见人民英烈感人之深。因填《菩萨蛮•哭闻师》一首，词曰： 西仓坡上一杯土，有人从此眠千古。 暗杀恃无声，人百赎其身。 一人倒下去，万人何所惧! 海底起狂涛，西山风月高。 “海底狂涛”象征民变武装的蜂起。 

1983年5月，全国首届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夕，我在武汉市委书记黎智同志的支持下，访问了闻先生的故乡沛水，讲了三天的闻一多。又在黄冈师专、黄石二中及十五冶作了三场讲演。在浠水各界人士招待会上我作了如下的留言： 浠水，这块英雄的土地，八十年前，为我们孕育了一代巨人闻一多，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浠水人民的骄傲。闯一多出生浠水，血染江山，哺育天下，名垂青史。不朽的土地，不朽的人民。 这里我还想追述一下反映张奚若、闻一多这两位演讲大师之间的战斗友谊的一篇演讲。 

 1947年7月15日，闻先生殉难一周年。在更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北平清华园里举行了一个闻先生纪念会，请张奚若先生致悼词，悼词说： 在你的朋友中，谁能像你将服膺半生的自由思想和道德观念，在一旦觉悟之后，认为这只是某一阶级的偏见而并非永恒的真理，弃之唯恐不尽，攻之唯恐不力。 谁能像你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社会的主体，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它。而不把它当作仅仅是供大人先生们生存需要的一种工具，或学者政客们鹦鹉式口头禅。 谁能像你绝对地鄙视“明哲保身”哲学，而将“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发挥到顶点，为民族增光，为懦夫添耻。 这简短的悼词是张先生对闻先生的伟大精神的最好的概括。 

张奚若先生和闻一多先生这两篇著名的演讲，都已作为历史文献载入史册。我对这两篇记录过的演讲，一生将永志不忘。通过记录，一方面使我懔然于记录历史责任之重大，从事时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绝不是“口耳之问不过七寸”的雕虫小技；另一方面，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张、闻两先生是我青年时代追随过的恩师，平日耳潘目染，思想上、知识上给我的启发至深至巨。他们的演讲才能和语言艺术使我受用无穷。体会更深的是，演讲这件事绝不单纯是口才问题，而是需要深厚的学识做基础的。他们的演讲之所以百听不厌，历久常新，如非学养深厚，焉克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