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口号”综述

　民盟湖南邵东支部    李桂初    liguichu66@sina.com

[摘要]   本文给出了“五一口号”的具体内容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其政治意义――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为我国多党合作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为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进一步阐述了“五一口号”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设中的长远指导意义和深刻启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　民主党派　五一口号　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　

一、“五一口号”的历史背景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行将被推翻；共产党历来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而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当时，以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为代表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沈钧儒的主张，无疑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应运而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发表联合声明，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的两个月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

二、“五一口号”的具体内容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解放区的职工，拿更多更好的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品供给前线！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更好的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

    （七）向解放区努力生产军火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恢复工矿交通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改进技术的工程师、技师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努力后方勤务工作和后方机关工作的人员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工业部门和后方勤务部门的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

    （八）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

    （九）解放区的职工，为增加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减低工业品的成本而奋斗！拿更多更好的人民必需品供给市场！

    （十）解放区的职工，发扬新的劳动态度，爱护工具，节省原料，遵守劳动纪律，反对一切怠惰、浪费和破坏行为，学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十一）解放区的职工，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建立尊师爱徒的师徒关系！

    （十二）解放区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十三）解放区的职工会与民主政府合作，保障职工适当的生活水平，举办职工福利事业，克服职工的生活困难。

    （十四）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

    （十五）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致敬！欢迎蒋管区的职工到解放区来参加工业建设！

    （十六）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不要替蒋介石匪徒制造和运输军用品！在解放军占领城市的时候，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

    （十七）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十八）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

    （十九）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压迫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职工运动！

    （二十）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推动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拒运拒卸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援蒋物资的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并肩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致敬！

    （二十一）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万岁！

    （二十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

    （二十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三、“五一口号”的政治意义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新政权的行动纲领，绝大多数民主党派先后发表通电、宣言、声明，或通过决议对中共“五一”口号予以热烈响应，这一行动意义深远，它标志着我国的民主党派开始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空前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我国多党合作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一）各民主党派响应了“五一”口号，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我国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史清晰地表明：民主党派是为着反帝反封建和反对独裁，追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而诞生的，他们走过了一条不断进步和不断追求真理的历史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对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谁能带领中国朝正确的方向前进等问题，民主党派的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由于天然具有的两面性，民主党派虽然也曾多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给予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多数时候还是建立在为了求得“妥协式和平”的基础上的。在较长时期内民主党派还是寄望于执政的国民党能够通过其自身的变革而实现民主，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执掌着政权，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有着美国的支持。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曾程度不同地羡慕、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对美国式民主尤其怀有向往之情。一段时期内，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还主张走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但是，对国民党政权的妥协并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国。国民党为了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除了极力加强军事力量，从1928年起陆续建立的庞大的特务组织，不断破坏中共和民主党派开展的民主运动，绑架和暗杀包括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在内的“异己”分子，甚至在各党派合作抗日的初期，国民党仍高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将其组织制度改为总裁制，实施消除异党的政策。1947年5月，国民党指称民盟、民促、民联、农工党“中共操给指使之工具”，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解散，民主党派期望国民党实行民主的幻想破灭，一些人主张的“中间路线”也宣告破产。民盟被强迫解散前，黄炎培曾找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斡旋，司徒雷登却劝民盟“光荣解散”，使民主党派对美国式民主的向往遭受重大挫折。同时，美国不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还扶助日本以制约中国，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使民主党派终于看清楚了美国式民主的本质，最终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转而积极参加反蒋反美运动。民主党派从一次次挫折中认识到，在国民党的独裁政权下，无论如何妥协、退让，中国都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总结“左”、“右”两方面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确立了正确的战略，并以灵活的策略、以良好的工作作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断扩大、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引导和帮助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民族独立，为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保和平而共同努力，一步步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并以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实现这一方针。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例如政治上坚决支持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在解放区建立三三制政权，经济上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上海沦陷前，是中国共产党护送包括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或香港转移；香港沦陷后，是中国共产党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掩护、接应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梁漱溟等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从香港撤离；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主党派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实践，对同盟者利益的照顾，对民主进步人士的关心和爱护，赢得了民主党派的信任和尊重。

我国各民主党派多数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人士为核心的干部集团，主要是以个人的声望和魅力去影响追随者，发展组织。其政治主张多是从时局的现状出发，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缺乏为实现政治主张的战略规划。民主党派的构成也比较复杂，其内部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种势力。其中，左翼势力是进步势力，他们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基本上都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考察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一些进步势力早在1948年以前，就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1946年6月，在“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打成重伤的马叙伦，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还有人对周恩来说：“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些兵，少要些枪，现在我认识到，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新华日报》1947年1月8日）。

一方面是蒋介石倒行逆施，践踏民主，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所体现出来的无比真诚、磊落胸襟；发动内战的国民党节节败退，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一步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掌握了军事战场上的主动权。谁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正确方向，已是一目了然。

因此，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予以响应，并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希望“共同策进”，乃是历史的必然。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站到了人民这一边，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二）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空前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加速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瓦解

民主党派自成立后，通过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与国民党进行的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民主人士在“较场口惨案”、“下关事件”、“李闻血案”中的流血牺牲，更激起了人民的同情和敬佩。民主党派以其进步主张和革命行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进步学生加入，其组织程度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感召力。此外，民主党派的领导者也都是有声望有社会影响力的代表性人士，如民革主席李济深，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代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民盟主席张澜，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为官清廉、博学多才，人称“川北圣人”；民建创始人之一黄炎培，1917年即成立中华职教社，倡议“职业救国”，在民族工商界中人脉极广；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曾担任上海数十个党派、团体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会主席；民促领导人蔡廷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指挥淞沪抗战，功勋卓著，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等等。大多数民主党派领导人不仅在群众中，而且在国民党上层、部队中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因此，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进一步帮助人民群众、中间势力看清了革命形势，认清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遭受空前的孤立。

在响应“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自身的影响力，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为解放军传递情报，凭着对城市的熟悉，组织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为许多城市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少民主党派成员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革、民联、民促、民盟和农工党，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三）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为多党合作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优势和生命力。这一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这一历史行动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也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一阶级、一党之专政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不仅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此战线的发展、巩固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牺牲，确保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以“三三制”建立政权，在政权中与党外人士实行合作共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944年9月，林伯渠以中共参政员身份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响应，也成为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人民群众的一致呼声和普遍要求。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报告即题为《论联合政府》，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有了较成熟的思考。毛泽东在报告中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看法：“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报告中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前后，以联合政府、多党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愈加清晰、明确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民主”是我国各民主党派自成立之时起就高举的一面旗帜。各民主党派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的政治共识，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在推动建立国民参政会、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召开政协会议、拒绝参加伪“国大”等主面，民主党派才有了与中国共产党一致的行动。在对“民主”的认识上，民盟的主张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系统化：“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此外，民盟也认为，“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惟一途径”。

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给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及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代表中共中央对各民主党派赞同“五一”口号的行动表示“极为钦佩”，正式邀请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阶层，共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雨不召集新政协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内容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新政协运动。对于谁来召集新政协的问题，广大民主党派人士认为，只有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担此大任。至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随着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响应而获得了升华。

历史证明，各民主党派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赞成并支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我国多党合作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多党合作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四、“五一口号”的深刻启示

“五一口号”发布60年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伴随新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巩固和完善，见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与教训，经历了自身发展的辉煌与曲折。回顾总结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不平凡历程，给我们以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发芽，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旺盛活力，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又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一党专制、多党竞争都是与中国国情相背离、与人民意志相违背的，只有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才能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成功，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既要坚持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又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稳健、越走越宽广。

   （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石。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有利于扩大人民民主与实现高度集中的有机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引导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确保各种利益诉求和愿望得到充分表达，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必须广泛凝聚力量，充分体现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我国的多党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统治，为了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追求中国光明的前途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国政党格局中，既坚持共产党领导又实行多党派合作，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在共产党的周围，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奋斗。通过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团结合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必须坚持广泛团结联合，充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四）、必须倡导包容存异，努力营造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我国的各个政党能够汇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走上团结合作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竞争，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既坚持基本共识又保持各自特色，既亲密合作又相互监督，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必须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坚持民主协商、平等相待，既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又保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和开展活动，始终在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中共同奋斗、一道前进。

    （五）、必须不断创新发展，始终保持多党合作的生机活力。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不断创新和发展，否则就会保守僵化、停滞不前。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道，进行了艰辛探索，坚持不懈地推动多党合作理论创新、实践发展和制度完善，使这一制度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必须着眼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不断解决多党合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60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记载着多党合作的辉煌业绩。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多党合作与时俱进，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方向，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一基本方针，坚持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这一中心任务，坚持推进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这一重要保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